本月17日，是August Landmesser的忌日。在德国船坞工人Landmesser生活在二战时期的德国，死亡时年仅34岁，他死于1944年，当时距二战结束仅有一年。但在Landmesser过世的78年之后，我们发现，于当今社会再谈他的精神，格外有意义。 August Landmesser 被认为可能是出现在1936年照片中拒绝与其他工人行纳粹礼的男子。(Wikimedia Commons) 再谈假若生活在极权主义社会，我们不能奢望人人都像二战时的施陶芬堡伯爵（Claus von Stauffenberg），能组织叛变的国防军，密谋刺杀希特拉，并欲推翻纳粹的统治。然而，大时代里不一定人人是英维，反而有些小人物只是特立独行，藉藉无名地守护自己的良知和本份，其中一位，就是August Landmesser。 _ 极权主义除了是封闭的统治意识形态，也是历史上尚未完全成功的政治运动，其至臻境界是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分界线完全抹除，并将多元的个体差异转化成单一、机械般的螺丝，以追逐和实现组织（国家）的最终政治理想。 若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视野来理解这政治现象，可借用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的名言，“一切在国家之内，没有在国家之外，也没有反对国家”。然而一切掌控在国家手上，个人作为被统治者，在国家面前犹如一磅与一吨的法码共在天秤的两端，完全屈从于集体名义之下，不但个人权利与自由无从稽考，就连“我”作为自我意识的起点，也会被“我们”的集体意识强行淹没，最终使个人完全沦为国家机器运作的零件。 重提上世纪纳粹德国和共产苏联的政治实验，不仅要点出极权主义是一场未见终点的政治运动，更希望指出个人在集体的狂热氛围下，或多或少都会被卷入政治的大气候。惟此更须突出个人的回忆、思考和判断力是生活在极权社会旁依。 _ 在纳粹德国的连串罪状，屠杀犹太人是人类历史最丑陋的一页。不过以工业化的分工方式将犹太人送入死亡工厂，单靠希特勒的领导、戈培尔的反犹文宣和艾希曼的组织和统筹，绝对不可能成事。反而更需要每个环节的执行者完成其任务，包括但不限于指认出匿藏的犹太人、逮捕和押送、人群管理、以至制定火车时刻表，才能将一班又一班满载犹太人的死亡列车，从欧洲各地驶往达豪和奥斯威辛等集中营。然而把犹太人埋葬前，纳粹更有医生先检查他们身体，挑出壮健的人作死亡劳役，以及合成出一罐罐用于执行种族灭绝的“齐克隆B”的氰化物等准备，方能完成整个工业化的大屠杀。换句话，只有参与每个环节的人“各施其职、恪守岗位”，才会使“最终解决方案”顺利运作起来。 即使后来盟军在纽伦堡审判纳粹馀孽的战争罪行，这只能厘清他们的法律罪责，也只是针对位高权重的上层人物，而听命于指挥的普通德国人，其道德责任难以一概而论。但若说德国人作为一整体，每人都对大屠杀负有道德责任，那就等同于所有人都无罪，这一方面洗白了直接参与大屠杀的严重性，同时国内亦有极少数反纳粹分子，甚或乎不知当时正有种族灭绝的人。即使他们只是消极地视若罔闻，其道德性质亦截然不同于主动配合灭绝工程，故责任只能放于个体某一行为来独立衡量。 问题是从历史的长时间轴来看，远至1930年代支持纳粹党上场的选民，到深信种族主义的民众，再到为集中营守卫提供粮食和毒气的商人，以至把毒气由化工厂运到集中营的司机等，除了最后按键释出毒气的凶手，其馀都没有直接谋杀犹太人，反而是每个人共同作出了历史上毫不起眼的行为，才能铺平通往种族灭绝的道路。历史不会记载死亡列车的车长名字，也不会记下那位施放毒气的人是谁，但所有个人行为的总和，相加起来却成为人类历史最丑陋的一页。 _ 诚然上述历史是极权主义最极端的例子，而我们亦非身处种族主义风行的社会，但极权主义作为上世纪创新的统治模式，即使完美的极权统治暂时只见于欧威尔的想像《1984》，其危险性一直潜伏于现实。但在政治权利和公民社会似有还无之际，个人的基本责任和态度至少该保留什么？ 1949年由英国作家乔治欧威尔撰写《1984》是一部反乌托邦社会科幻小说和警示故事。(Penguin Books) 个人的基本责任和判断力的关联，或可借August Landmesser这位没有行纳粹敬礼的工人来串联。1991年德国媒体公开一张二战前的照片，相中一群船坞工人齐整地举起右手行纳粹敬礼，唯独群众里有一人冷眼旁观，面带疑惑，双手交叉抱胸，与相中狂热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。尽管没有举手的Landmesser是一名纳粹党员，他亦曾相信成为党员会便利其仕途，但终其一生，他不但没有因为党员身份而变得顺遂，反而先是其妻因犹太种族被投入毒气室，而他后来亦被打成反纳粹分子，在战争末期遭当作炮灰部队送上战场，命绝于大战结束前。 我们已无法了解Landmesser在船坞时心想什么，以致成为群众的异端。或许是他不认同国家社会主义，或许是他不满船坞的劳动待遇，或许他只是想特立独行⋯⋯但更重要的是他没有随波逐流，为迎合周遭高压且狂热氛围，举起右手行礼。不管这个举动的真实动机为何，他心中必定有过一刻反问行纳粹敬礼的必要性。这份对现实的质疑就是判断力的起点。 关于人的处境，套用马克思的描述，“人类创造自己的生活，但是他们无法随心所欲创造人生，也无法按照自己选择的环境来创造人生，只能依据直接遭遇到的，源自过去并延伸至今的环境来创造人生。”既然我们无法回到过去，扭转造成今日处境的决定，同时还要在按现实环境创造人生，我们只能依靠自身的判断力来作出良善的选择。 个人在极权社会的政治力量处处受限，难以集结起来，构成公民社会的力量，但这并不代表没有相应的个人责任。个人责任不同于政治责任，前者是某一行为对他者的影响，后者是政府对整个国族的作为必须承担，即如拿破仑在法国大革命后掌权时后说，“我将为法国做过的一切负起责任”。然而，历史作为充满偶然性的连续剧，我们不必将个人的力量浪漫化，要求彼此成为载入史书、左右历史的英雄。在步入极权统治的过程里，纵然区隔个人与统治机器的公民社会，已成为不容踰越的禁区，但我们仍可靠一己之力，开辟丁点私人空间，为自己保有善良的品格。 从极权主义的统治方式来看，我们至少仍可在个人层面寻找立锥之地。第一，极权统治的特点之一是追逐对生产要素全面掌控，从而掌握个人糊口的经济手段，胁迫作出政治服从。但我们亦须反问，消极抵抗的经济代价是否沉重得无法承受？现实还有没有消极的替代手段，可让自身的良知不被犬儒的服从所取代，继续自处于高压的社会。第二，由于极权政府极须借助独占历史事件的定调和解释权力，重塑被管治者的集体回忆，而此往往藉着收编和垄断传媒、出版和学术界对记述历史的权力，才能创造充满文宣的世界。纵然未来事实与宣传的界线越见模糊，但个人回忆作为集体回忆的一小块拼图，其私密的性质使公权力无法亦不能篡改。未来我们仍可靠口耳相传被屏蔽的那段历史，让后人区分现实与文宣的世界。 已故史学泰斗余英时教授曾在《余英时评政治现实》中评论道，“中共的极权统治正在转型，它的意识形态已开始从斯太林式的‘一国社会主义’转向希特勒式的‘国家社会主义’了。”这段话虽然早在1996年发表，但他对政体的定形和归纳，不但让人联想起上世纪两场押上所有个人自由的政治思想实验，也是描绘出当下处境的起点。 而在香港，2019年香港的政治狂潮冷却，取而代之是永无止境的防疫工程。萌芽中的公民社会遭扼杀，政治空间只剩下赞成与反对两极，惟后者的声音在《苹果日报》、《立场新闻》和《众新闻》和《传真社》等新闻机构相继倒下后已噤若寒蝉。2021年立法会选举制度改革后，投票率创历史新低，只有忠诚反对派在议会里唱独脚的戏， 港府近年强调专注经济发展、解决社会矛盾来稳定民心，淡化政治。作为众数来表述的“人”在新香港已难不计成本，积极行动，改变公共领域的面貌，更遑论是试图历史的发展。然而，在政治权利和义务失衡的天秤上，作为单数而且是孤岛的个体，还须抱有怎样的心态，在所有表达异见渠道已遭封闭的极权社会里自处？上述讨论或许是一种参考。 最后，东、西方文化里有句相近的谚语，可以成为公共政治生活的旁依。不论是苏格拉底的“宁受不义而不作恶”，或是《论语》里的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，两者放在公共伦理都要求个人要换位思考，从他人的角度去设想自己行为的后果，并视之为行事和判断善恶的准则。极权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岛，但至少面对这无力感时，个人的回忆、思考和判断已成唯一不受外力干扰的行动，好让我们保有基本人性，而非单纯沦为盲目服从历史法则的齿轮。 （歪脑的专栏、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网立场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