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，全球受肺炎疫情影响，每个人和行业的生活模式翻天覆地变化，电影业也受重创。香港政府三度颁布“限聚令”，电影院被迫停业，总共停业天数预计超过100天。 票房收入大跌之余，北京6月30日颁布《国家安全法》，纪录反送中运动的独立电影《占领立法会》、《理大围城》送检后，被电检署勒令于放映前加声明，指内容对犯罪行为有细致描写、涉刑事罪行等，事件引起关注。加上香港电影产量持续偏低，以2019年看，本地首轮上映电影326部，当中香港电影仅46部。可见无论产量、票房收益、创作自由等方面，今年都是香港电影的严冬。 其实由2019年运动开始，票房已因街头抗争中观众缺乏心思娱乐，而有下跌。年初疫情双重打击，据香港票房有限公司资料，2020上半年本港总票房只约1.3亿，仅及去年同期四分之一；最高票房贺岁片《乜代宗师》收2900多万。年终，周冠威导演的《幻爱》引起热潮，最后票房收入1500万，这已是《乜代宗师》后的全年港产片票房亚军。 到底香港电影这一年怎样走过来？ 《幻爱》开画日仅收14万 本地电影公司“高先电影”今年六至七月间，一口气推出三部港产片《幻爱》、《叔・叔》、《金都》，题材遍及女性婚姻、同志及爱情。上画后引起观众讨论，戏称“高先三宝”。《幻爱》是“高先三宝”票房最高者，相比下《金都》517万、《叔・叔》仅356万。原来未必物以罕为贵，叫好不叫座同样常见。 在高先办公室内，和《幻爱》编导周冠威、曾俊荣谈两人怎样看票房成绩，曾俊荣劈头说：“仅仅收回成本。”原来在电影业里，投资电影若要收回成本，投资额必须占票房三成左右，假如投资3,000万，已需约一亿票房回本。由此逆推，《幻爱》制作成本不超500万港元。 本来《幻爱》在去年11月第一次放映，拟定于今年3月放映，但受疫情影响，开画日一改再改。我也不够胆去预期票房成绩。开画日票房只有14万，我们就紧张起来了。因为开画票房决定周末我们会有多少戏院愿意继绩上画，开画差，周末票房便差，最后可能只在戏院放映半个多月便落画。” “起码都要有几十万，最好当然是贴近一百万。我记得《幻爱》在7月2日正式上画，大家都会明白那一日在香港人心中，有什么特别意义。另外也可能因为电影于国安法生效后两日上画，大家一时间未有心情入戏院看电影。”周冠威说，《幻爱》在7月前办优先场，收集的评价不错。开画日后，他知道香港艺人杜汶泽在社交媒体力荐，由于杜政治立场鲜明及有号召力，《幻爱》开始受观众留意。本来两人的最坏打算，被开画周周末近百万票房一扫而空。 观众与《幻爱》同情共感 口碑渐渐形成，网民力推《幻爱》，以支援“黄色电影圈”。所谓“黄色电影圈”，是运动形成“黄色经济圈”概念后，观众入场支持抱相同理念的电影，而抗拒、甚至杯葛有中国资金成份的“合拍片”及中国电影。 曾俊荣认为，《幻爱》故事并不完全以社会局势为题材。《幻爱》讲述患精神病的教师阿乐（刘俊谦饰），与心理咨询师叶岚间疑幻疑真的爱情。周冠威忆述，电影散场曾有少女观众等他出现，亲身道谢，“她说，电影救赎了她，令她获得一份力量，可以应对过去的痛苦。” 曾俊荣笑说，一开始他真的没头绪，《幻爱》回应了时代什么。直到他知道，有在囚抗争者因没法看电影，叫朋友把《幻爱》小说版寄到监狱，他和周冠威才开始思考电影与社会的连结。 “每个年代都有不同电影受观众欢迎，像周星驰的电影，其实证明当时的香港人需要娱乐。《幻爱》成功也可能有天时地利人和吧，很多人经历反送中运动，外部社会气氛太压抑，而他们从电影中的一对男女怎样面对痛苦、创伤，找到了勇气继绩前行。感觉是《幻爱》的角色也和观众心境一样，两者互相映照，互相明白大家的创伤。”周冠威说。 香港电影的未来 香港回归后，不少港产片名导演北上拍戏，“合拍片”在中国票房颇有斩获，可近年来香港观众愈来愈不买帐。曾俊荣指出，当合拍片的题材内容愈来愈与香港人实际生活割裂，香港人出现抗拒是理所当然。 另一方面，合拍片大行其道后，香港电影人北上，导致本地人才、技术断层，以致香港电影产量亦逐年减少。曾俊荣说，本地市场萎缩，即使《幻爱》看似票房成功，但事实上，“只有本地市场的电影，最好结果亦只能回本，投资者会怎样想？” “香港人想看香港本土电影，背后是出于香港人想支持、保护，与自已的文化同行。”周冠威认为，疫情冲击影业生产，大家都只能留在家写剧本。另一方面，政治环境变差也是一大因素。“创作自由正响起警号，就像纪录片《占领立法会》、《理大围城》被官方电检署勒令加上声明，指电影内容有扭曲成份，此举在香港电影是破天荒的，未曾听闻过的。同时我们也知道，有投资者、演员会对牵涉香港社会敏感议题却步，相关题材很难开拍。” 过去香港电影成功之处在于“拍什么也行”，现在却是“拍什么也不行”。周冠威如是说。 独立电影：风风雨雨的一年 香港艺术团体“影意志”从2008年起举办“香港独立电影节”，最初与百老汇电影中心合作，后因理念不同分道扬镳。另起炉灶至今，“香港独立电影节”在国安法生效后，即成“敏感话题”。将于2021年1月举行的新一届“香港独立电影节”，其主视觉海报里“香港独立”四字被白色油漆涂抹，只有“电影节”清晰可见，而白漆后仍隐约可见前四字。 影意志于年初首映的《占领立法会》、《理大围城》，送检期间遭到为难，要求放映前加插声明。影意志收到电检署寄回的送检光碟，一打开邮件，抖光碟已变成碎裂多块的碎片。 后《占领立法会》于台湾金马奖获最佳纪录片提名，惟与奖项擦身而过。 “当然是一个警号。”影意志艺术总监崔允信的办公室里，有最近《理大围城》夺得的“IDFA”（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）最佳剪接奖奖座，也有金马奖送来的纪念品。“我觉得要不断去争取，去发问。其实电检回覆时，也没有引用国安法解释，只是指电影对犯法行为有细致描写，以及入面有人手持重型武器。当时也有业内人士向我们了解事件，看了纪录片，会跟导演同业讨论如何应对，毕竟这并非单纯政见问题，而是创作自由的问题。不少犯罪片，描写一定会更细致，我只是好奇，抗争者还是警察，谁才更有可能手持重型武器？” 要崔允信总结这一年，他说，最辛苦一定是为放映奔波。至于国安法下的可能出现的审查，甚至禁映，他觉得一日未明文立法，又尚未发生，反而自己害怕，那已经陷入自我审查。他们和导演最担心的是，电影内容会不会连累被拍摄者。 “戏院拒绝放映政治题材电影不是今天才有的事。过去几年，尤其电影《十年》之后已经如此。不过以前我们办《乱世备忘》（雨伞运动纪录片）《地厚天高》（梁天琦纪录片），起码有十几场，仍会有部份场地容许放映，观众购票热烈，一年内完成公开放映，便可发行影碟。但今年《占领立法会》、《理大围城》种种原因下多场放映被取消，即使办到又因为限聚令，场地只可提供五成至七成座位。本来十二月我们安排最多的放映，可是疫情爆发，只有延期。” 戏院拒绝上映已成事实，一些艺术机构如湾仔的艺术中心提供的场地，场次及座位皆无法满足大量想观看独立电影的观众。 独立与主流的吊诡反转 “以前没什么风波，还真的没人关心独立电影。”影意志及香港独立电影节，近年来都选映或发行与社会局势有关的作品。2014年雨伞运动，导演陈梓桓拍成《乱世备忘》。梁天琦掀起本土主义思潮，甚至有追求香港独立的提倡，令导演林子颖拍摄《地厚天高》，观众得以了解政治运动外的梁天琦，是怎样的青年。发展下来，香港人关心独立电影，反与“主流”影视媒体渐行渐远。 崔允信说，独立电影本身的定义，一种是题材主流容纳不了，不易集资开拍，改为低成本制作。另一种是题材也贴近大众，只是制作模式是低成本的。一直以来，题材偏锋便不受主流欢迎，小本制作模式亦因缺乏大卡士，未必受关注。 “但是现在香港有不少独立电影，题材是主流香港人想关心的，偏偏只能是独立电影，才有现时香港的主流价值观。主流与独立是吊诡地反转了，独立电影比大制作还受欢迎，有些出道多年的歌手，反而因为言论失去民心，连演唱会也办不成。” 国安法下，整个体制拒绝“独立电影”成为主流。崔允信批评，明明是香港人都关心的题材，却苦于找寻场地，被电检署为难。今年获“首部剧情片计划”资助的独立电影《散后》，是以社会时局为背景的爱情片，但一间戏院也不愿上画。崔允信向“首部剧情片计划”的主持机构“创意香港”查询，对方回答：这是戏院的商业决定。 “真的是商业决定吗？如果戏院放映《理大围城》、《占领立法会》，票房一定比现时在香港上映的中国电影好，最起码大家讲生意原则，何不对比一下两者票房孰优孰劣？” 崔允信笑言，或许很多人以为现在办独立电影放映相当困难，辛苦经营，可按过去两三年累积的口碑票房收益，即便没有艺术发展局资助，仍可独立运作一至两年。然而关注度增加，收益变好，却苦于无法再走一般的放映模式，长远发展处处受制于一个又一个“商业决定”。 心情真的很矛盾，他苦笑了一下。 社区院线：放映游击战 2016年4月，电影《十年》在全港多个地区举行社区放映。一时间，香港人见识到，原来在街头挂起荧幕、对准投映机，竟能获得比戏院更特殊的观影经验。在“社区院线”成员看来，港人对社区放映颇为受落，于是同年10月1日，“社区院线”在立法会示威区（煲底）举行第一次放映，打着“自己电影、自己地方、每月放映”的口号，选播应亮的《九月二十八日，晴》和陈上城的《安琪儿》。都是独立电影。 “社区院线”的运作模式有两种：每月首个周末，固定在几个恒常合作场地如书店等放映；也会不定期“打游击”，放映回应各种社会重大议题的作品。 今年受疫情影响，社区院线被迫叫停恒常放映。国安法生效后，十一月社区院线放映几部独立制作：郭臻的《夜更》、叶文希、李慧筠的纪录片《记者姐姐Yuli梦游仙境》及阮智谦的《渐暗渐行》。在大南街某书店内，几十人聚精会神看着投映机映在布幕的影像，三部短片都反映运动期间，不同面向的思考。 其实你敢拍，我敢放映，我没理由比导演更害怕吧？”成员晖笑说。放映结束后，几位成员聚在一起谈今年社区院线的发展。“其实年中国安法即将通过前，我们便选映台湾和韩国的电影，例如台湾导演万仁的《超级大国民》，透过对比，希望让观众了解其他国家的人是怎样面对极权统治。” 他补充，他们希望社区放映能够作为一个渠道，令香港观众接触电影院看不到的电影，配合社区放映的流动性，观众不但看电影，更可透过映后谈互相分享看法，深化思考。 疫情令户外放映变得相当困难。成员Judy说，户外放映一定会违犯限聚令，曾第一次办户外放映的立法会示威区，此时彼时，即使疫情结束，但政治环境下，已几乎不可能让人再在那里看戏。 “室内放映方面，会有些场地负责人觉得也要面对聚集人群风险，所以为此我们换过场地。而老实说，假如我们放映的电影有犯国安法风险，其实压力更多会在场地负责人身上。至于对我们而言，要来的早晚都会来，如果我们先害怕起来，就没办法把社区放映办下去。” 晖认为，未来社区院线的运作，只能够愈来愈往“打游击”方向走：见缝插针，有场地愿意放映，便马上放映几场，有如寄居蟹般，短暂寄生在不同空间。相比下，香港的影院则几乎没有反映香港实际境况的电影，他说，如果今年电影院上映《占领立法会》、《理大围城》，“排一场爆一场，起码在香港，会比看《复仇者联盟》更热闹。” “也许真正的商业原因是，放映了那些电影，戏院便要关门。现在香港有太多原则、常识，都不合常理地被扭曲、违反，所以整体社会的气氛很压抑。” 策展人谢伟烈：疫情令观众更珍惜电影院观影 影院今年内三度停业，除严重打击影院、发行公司运作，电影节同样受波及。每年4月举行的香港国际电影节被迫停办，夏天举行的夏日国际电影节，及11月举行的Cinefan“百年费里尼”专题放映，刚好遇上三波疫情爆发而未能举办，或中途因疫情打断。 作为香港影迷最主要接收世界各地艺术电影的渠道，香港国际电影节协会节目策划谢伟烈认为，疫情再猛烈，世界各地电影节终会等到正常举办的一天。 “电影是一道门，选片就是把一道道的门打开，让观众走进不同的世界。当每一届香港国际电影节完结，我们便开始夏日国际电影节及下一年度电影节的筹备。选片团队会到世界各地电影节去看片，和发行商丶业界的不同人士开会，策划一些特别节目。再加上电影旗下每月恒常举办的CineFan节目，基本上我们整年都在选片和策划节目。” 本来是年复年的固定工作模式，却因疫情肆虐全球，一下子全球电影节各有不同去向。2月柏林影展仍能顺利举行，但随后的康城影展、威尼斯影展已受打击，这一年观众与电影节和戏院绝缘。谢伟烈说，策展团队要不断和发行商、导演开会，确认他们会否继续参展。但由于很多电影节取消或将规模大幅缩减，不少监制或导演觉得疫情后才参展比较合适，故整体上今年可供考虑的新片相对较少。 策展团队开始救亡，在社交媒体上推出介绍电影历史、知识专栏，或趁疫情缓和，在10月重点放映部份原定参展作品。但是戏院停业是铁一般的事实。 谢伟烈认为，这一年反而为观众带来电影院文化的反思。 “我们一直希望鼓励观众在大银幕看电影，无论是新或旧的电影都是，因为入戏院看戏的体验是无法替代的。迫于现实，不少电影节都可能要选择部分或完全网上放映，但其实一个没有外地影人或嘉宾出席、没有戏院的电影节，是极为失色的。好几年前开始，像Netflix等网上观影平台越来越盛行，很多人都担心去戏院看戏或者电影节会成为夕阳行业，但这几年下来，全球电影节没有因为网上平台的出现而减少。而疫情再凶猛，很多电影节也会等到正常举办的一天。我相信，当疫情消失，世界上所有电影节的观众会更珍惜一起坐在大银幕下看电影的机会。”
